26歲的湖南小伙胡杰，因還不起18000元賭債，想到“賣腎”。自第一個聯系電話始，他很快陷入一張龐大而嚴密的腎臟地下交易中介網絡；幾個月后，盡管他不停地哭泣，表示“真的不想做了”，但仍然被送上一家民營醫院的簡陋手術臺，切掉了左腎。

3天后，胡杰手機顯示，他的銀行卡里打進了27000元。

媒體曝光讓這筆隱秘的交易撩起了黑幕一角。最近記者調查發現，雖然胡杰一案涉及的龐大販賣人體器官網絡尚在偵查中，更多細節還不清晰，但山西臨汾長良醫院牽涉到這種罪惡交易中卻不是第一回。胡杰手術之前一個多月，長良醫院就已經因涉嫌非法做腎移植被衛生部門調查過，不過很快沒有了下文。直到胡杰事件爆發，才牽出這一地下腎交易網絡。

欠賭債想到賣腎，碰上“熱情”的中介

胡杰，湖南邵陽隆回縣人。作為打工一族，胡杰一家4口分別住在廣東的佛山、番禺和廣州三地；胡杰平均一個多月回父母那里一次。

2010年10月，一直孤寂無聊的胡杰開始跟幾個陌生的老鄉玩“三公”（扎金花），并且專門有人借錢給他。沒有幾天時間，胡杰便欠下18000元的賭債。

這時老鄉要求：如一周內還清，只需2萬元；一個月內還，則要24000元。

胡杰沒有錢，一個月1000元的工資也不足以救急。他去了一趟父母那里，跟父親提出“要用點錢”，但他看出父親根本沒有要給他錢的意思，胡杰也就不再說什么，默然返回番禺。

他想到了賣腎。

他開始上網瀏覽與“腎”有關的信息。他說，他百度了一下“腎源”，信息豐富得讓他吃驚：“電話、QQ號都有”。

胡杰認為，那些先讓他交“押金”的中介是不可信的，一個號碼顯示為山東的、不需要押金、“說話非常直爽”的賣腎中介人“劉哥”獲得了胡杰的信任。他們談好的價格，是一只腎4萬元。

這天是2010年10月25日。10月28日，胡杰帶著100元到達山東濟南，在車站見到了“劉哥”和“杰哥”。

“房間里住著十幾個和我一樣的年輕人”

“劉哥”和“杰哥”把胡杰帶到他們駐扎的山東省齊河縣的一間大套房里。
套房里外兩間屬于4個中介人的地盤，作為“供方中介”的大哥們住在床上，兩張地鋪上住著十幾名年輕人。“劉哥”告訴胡杰，（他們）都是走你這條路的。

胡杰住里間地鋪，和他挨著的是一個來自“陜西西安”的年輕人——確切地說，還只是個孩子。

胡杰認為他和這個大男孩很談得來。那孩子說他今年18歲，家里就他一個孩子。父親下崗了，還生著病，母親沒有工作。他也是從網上看到賣腎信息的，他需要這個錢給父親看病。

同屋住的還有來自河北等地的，談好的賣腎價格并不一致，有4萬的，也有6萬、8萬的，但其他話題就沒有多少交流了。住在外間的是屬于另外兩個中介“大哥”的人，更不宜打問。“劉哥”和“杰哥”警告過他，不要和別人多說話。

第二天，“劉哥”帶胡杰等幾人到縣第二人民醫院做體檢，項目是血常規、尿常規、彩超、雙腎大小等。胡杰告訴記者，他看到“劉哥”和醫院的人非常熟，而且大家都知道彼此是做什么的。一個醫生還帶點揶揄的口氣問“劉哥”：“你又帶這種人來了？”胡杰還聽到，“劉哥”是和這家醫院有關的什么“協會”的成員。

胡杰的尿檢沒有通過。回來后大家都安慰他，沒事的，多喝幾碗水就好了。

胡杰連喝了4大碗水，覺得膀胱都快要爆掉了。次日，他尿檢通過。而后，“劉哥”把胡杰的血液配型發到了網上。

但是，對割掉腎臟的恐懼開始占據胡杰的內心。看到一切順利，他突然想跑。配型發出后第三天，“杰哥”和“劉哥”說要出去接一個寧夏來的人。胡杰故意弄破襯衫，告訴同屋的人，說要“下樓補一下衣服，10分鐘就回來”，然后下樓打車飛速逃離。

他跑到禹城，次日從禹城乘車到了濟南，輾轉逃回廣東。

“劉哥”不停地給他打電話，罵他，讓他賠償吃住、檢查的花費。“劉哥”說，血液配型就花了1800元。胡杰只是在電話中說：“劉哥，我對不住你。”

胡杰說，他在齊河住了4個晚上。5天的時間，房間里等待賣腎的人有來的有走的，始終有十多個。

猶豫—逃離—返回—被脅迫

逃回廣東的胡杰為躲債主，不敢留在番禺，到了廣州白云區給一個老板做工。不過，他的賣腎心結并沒有去除。他只是害怕手術，但他顯然更需要錢。

他其實一直在延宕和猶疑中。

“劉哥”時不時會打電話來，告訴他和某個人配型成功了，他沒去。又說和鄭州的一名患者配型非常好，他推說“有工作，不好請假”沒有去。到12月，又說和山西的一個人配型達到了“4個點兒”，“你快來吧！”——胡杰終于再一次去了。

2011年元旦時，他到達山西臨汾，“劉哥”沒來，但“劉哥”在山西臨汾也有同伴，是一個叫“小王”的人。“小王”在火車站接到胡杰，并時刻不離地指引胡杰，直到手術后消失。

1月1日中午11點左右，在臨汾市區圣源大酒店門前，“小王”帶胡杰和患者中介、患者本人見了面?；颊咧薪槭莾蓚€東北人，其中一個被稱作“邱哥”。

患者自稱是臨汾本地人，公務員，患尿毒癥一年時間，病沒治好，卻被騙去了幾十萬元。患者及家屬問了胡杰的基本情況，看了胡杰的身份證。胡杰說他看到患者開的車前臺上放著一個警官證，怕是警探，趕緊下車離開了。

但患者表示對這次會面滿意，盡管“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他仍然愿意花錢再為自己治愈尿毒癥一博。

次日上午，“小王”和“邱哥”等帶胡杰到臨汾市人民醫院做血常規、尿常規、心電圖等檢查，下午又開車去了河南鄭州，做進一步檢查。

胡杰說，他曾問“小王”為什么不就近一點去太原，“小王”和患者中介說，他們常在鄭州這邊做，比較熟悉。

這一次，胡杰在鄭州的武警總醫院做了淋巴毒實驗，又到鄭州三院做了腎血管造影、256層CT掃描等。

檢查結果是次日傳真到臨汾的。這時，又一撥中介人員——醫院中介也出現了。供方中介、患者中介、醫院中介三方聚在一起商定：這一天胡杰先不要吃飯，時刻準備手術。而后，其他兩方中介都出去聯系，房間里只剩下“小王”和胡杰。

但這一天沒有手術。胡杰又開始忐忑。

晚上，兩人寬衣睡覺，“小王”不斷撫摸自己腰間的傷口，不時表現出難抑的痛苦。胡杰詢問，“小王”答以“胃疼”——但他撫摸的顯然不是胃的位置。再后來的交談中，胡杰得知，“小王”也是兩個月前剛賣掉左腎，手術是瞞著女朋友在江蘇徐州做的，現在是傷口疼痛。親眼看到如此的痛苦，這個晚上，胡杰向差不多和他同齡的“小王”明確提出：我不想做了！

中介“小王”異常憤怒，他馬上打電話給“劉哥”，說“胡杰說他不想做了”。次日，“劉哥”趕到臨汾，威脅胡杰，“不想做你會走不出臨汾”。

這一天，三方中介和一些不認識的人達十多人在一起，胡杰曾試圖從賓館再次逃走，但沒有成功。

1月6日一起床，胡杰的手機、身證份和銀行卡就被醫院中介和患者中介收走。下午3時左右，醫院中介來電：“把胡杰帶過來吧。”胡杰被帶到簡陋的、“像一個鄉鎮衛生所”的長良醫院。

胡杰竭力表現出他最后的抗爭，說：“這么破的地方不是要老子的命喲！”

但他的抗議和謾罵都已無人在意。到醫院后，胡杰和患者本人又一次見面，胡杰在患者面前哭了半個小時，說不想做了?；颊咭餐獠蛔?，并表示此前的費用不用胡杰承擔。但在患者中介“邱哥”等人憤怒的勸說工作后，胡杰和患者的決定被宣布無效。

傍晚，在長良醫院三樓，三方中介和主刀醫生“李教授”在屋內磋商，胡杰坐在屋外等候。這期間他有兩次溜下樓，企圖逃走，但門口正好有醫院中介的車輛和人，他連樓門口都沒有走出去。

1月6日晚9時，胡杰被主刀醫生、護士長和麻醉師推進手術室。

27000元，一只左腎

“手術室在三樓，一張手術床，暗乎乎的一點燈光。我一進去，兩女一男三個人（護士長、麻醉師和“李教授”）就麻利地把我剝光了，內褲都沒剩。麻醉師迅速給我打了麻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胡杰這樣講那晚的手術經過。

胡杰醒來時，他已經失去左腎，左腹部留下一條十幾厘米長的弧形刀口。他發現自己躺在長良醫院二樓的病房里，打著點滴，蓋了兩床被子，卻仍冷得發抖。所有中介人員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的個人物品留在病房。

護士長曲嫻（音）進來看他，胡杰向她詢問他的錢。曲嫻說：“你都成這樣了，錢他們不會少你的。”果然，不久他就收到短信提示：他的卡里被存入27000元。

這不是此前商定好的“4萬元”，但胡杰已經沒有心力去追問這事。

接受胡杰左腎的患者在三樓病房，不過他根本沒有下樓來看過胡杰，而且在胡杰還沒出院時，這名患者就默默消失了。他們惟一的、也是最后一次“站在一起”，是術后兩人都曾向醫院要“一份協議”。但曲嫻明確告訴他們：這里從來什么都不會出具，一張紙條也不會。在這次見面中，胡杰得知，患者為這個手術“花了30多萬”。

手術后，胡杰在長良醫院住了7天，然后一個人掙扎著回到廣東。他沒敢把這一經歷告訴父母。

舉報，牽出地下賣腎網絡

胡杰術后一直覺得傷口一陣陣地疼痛，小便不正常，走路直不起身來。出院1個月后，2月13日，他選擇了向山西省衛生廳反映。
2月16日，山西省臨汾市衛生局通知長良醫院停業整頓。
2月17日，胡杰向媒體披露他的經歷。
2月24日，鳳凰衛視“社會能見度”欄目播出“賣腎風波”。次日，胡杰父親得知情況，一跤跌在床下，劃破了左眼眶。
3月5日，胡杰應山西方面衛生和公安部門安排，來到臨汾，對相關地址和人物進行指認。
3月7日，胡杰參與的腎器官交易一案在臨汾市公安局直屬分局立案，進入偵查。知情者透露，護士長曲嫻已在羈押中。

事件剛暴露時，山西省衛生廳和臨汾市衛生局都曾告訴胡杰：這是護士長曲某的個人行為，與長良醫院無關；而且，“護士長等人都跑了”，一些事情要胡杰“自己承擔”。但隨著更多媒體開始關注此事，臨汾市衛生局病政科科長劉甫憲已改變說法，表示他們也將根據公安等部門的調查，涉及哪些人，都會依法依規進行處理。
臨汾市衛生監督執法大隊負責人張斌告訴記者，現在，長良醫院已經出具材料，承認胡杰的手術確實是在他們醫院做的——此前，醫院甚至不承認胡杰在此做過手術。醫院也被責令停業整頓，不過作出這一決定的依據是“長良醫院存在非衛技人員執業”和“超范圍開展診療項目”，而不是參與買賣人體器官。

據了解，長良醫院是由臺灣人陳新安投資開設的。1996年設立時名為“旺安醫院”，2004年，合作人高某退出，醫院更名為長良醫院，醫院宣傳材料解釋是“長期憑良心做事”的意思。長良醫院宣稱的特色科目是中醫治療腦梗塞等，但不知從何時起，開始了買賣腎器官。

事實上，在2010年10月左右，長良醫院就被曝做過兩例“換腎”手術。11月，由于受體一方術后狀況不好，患者只好被緊急轉院到有資質做腎移植手術的山西省第二人民醫院治療。這兩例手術都被反映到山西省衛生廳，衛生廳又讓臨汾市衛生局去查，但結果不了了之。

衛生局當時調查的情況是：長良醫院護士長曲嫻打電話叫的120救護車，并親自送患者到太原辦理了轉院。而當曲嫻面對調查時，她辯稱，她這么做“就是單純為了做好事”。長良醫院病歷等記錄中沒有任何關于被反映的這兩個人的名字和其他線索，調查人員又到太原找到患者本人。患者說，他不是在長良醫院做的手術，他確實是接受了腎移植，至于是“在哪里做的”，他沒有義務告訴衛生部門。

調查就這么不了了之。臨汾衛生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沒有更多手段”。

一個多月后，胡杰事件爆發。

如今，“劉哥”等人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電話“已停機”，再也聯系不上。